然而,在某種程度上,《毒藥》仍舊是屬於女性主義的故事。這個故事描寫了一個年輕的女人,以為她必須依靠婚姻才能獲得想要的社會地位,最終還是成為一位獨立女性,透過寫作創造了自己的人生及空間。她領悟到,她無須依靠男人維生。她自己就能做到。作為一個讀者,我們彷彿聽見吳爾芙(Virginia Woolf)在其女性主義著作《自己的房間》(A Room of One’s Own)裡的那個聲音,書裡表明,一位女性若想成為一名作家,必須擁有屬於自己的房間,每年可以賺到五百英鎊。托芙.迪特萊弗森在寫給她的朋友艾絲特.納戈爾的信裡也有類似說法:「實際上,一個女人如果不是嫁給一名百萬富翁,根本不該生育,或是應該安排五十歲後才開始生小孩。」從她的內心,以及作為她個人的守護者,我們很難不把托芙.迪特萊弗森視為女權運動者,但是她從來不是任何政治組織的成員。據說,他們讓她感到噁心。
托芙.迪特萊弗森在和她的第四任丈夫——維克多.安德烈森——的婚姻出現問題時,開始書寫《毒藥》。她搬到夏日度假屋裡撰寫回憶錄,因為維克多的情人搬進了他們的房子裡,而他們在家的時候,她無法專心寫作。她以嘲諷的筆調把這段經歷寫進一九七五年出版的《關於自己》(Om sig selv)這本書裡。但,即使托芙.迪特萊弗森坐在愛情這顛覆的小船上、儘管她寫下了那一句「愛情的權利,就是傷害他人的權利」的警句,她還是堅決地寫出一個帶有希望的結局。一個相信關係可以維持的希望。一個相信愛情依然存在的希望。一個可以傳遞給讀者並且讓他們繼續懷抱著的,希望。